我们时代的文学:第一批书写新冠病毒的小说已经到来

据英国《卫报》,新冠病毒成为一批作家书写的对象或基点,无论是探讨病毒本身或者隔离生活的精神状况,还是借由疫情所呈现的人类社会、历史、未来的种种变化,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都反映了时代如何影响了作家的写作,以及作家面对时代试图言说并超越的尝试。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作家曾自问,他们是否要书写那个前所未有的时代?因其带来的不确定性和恐惧感,战争是难于被书写的,但战争带来了新的经验与新的语言,亟待被记录或者进行虚构性改造。彼时,伊丽莎白·鲍恩(Elizabeth Bowen)开始写短篇小说,在虚构与纪实之间,她把自己的作品描述为“我所保留的唯一的日记”。

去年三月,一些作家在大封锁时参与社区服务,作为送货员或者到病毒检测中心做志愿者。有些作家或许试图在自己的项目里继续推进,对眼前这个正在发生的新世界视而不见。但是,在过去的18个月里,任何书写的尝试都不能摆脱新冠病毒的影响,它是恐惧与停滞的混合物。而现在,当我们看到那些直面它的作品时,有些问题仍旧要被思考——我们真的想在病毒仍在发展时阅读它吗?我们是否有可能因为过于关注当下的情况而忽略了更为深远的内容?

首先是阿莉·史密斯(Ali Smith)的《夏(Summer)》,这是她的“季节四部曲”的最后一部,史密斯在其中对疫情作出了即时的反应。在史密斯的视野中,疫情只是增加了她大量叙述中的碎片化特征。这本书包括了来自爱因斯坦的推测,以及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曼岛 “敌国人(enemy aliens)”被监禁的状况,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对疫情的思考。书中的人物Iris反思说,媒体将当下与战争时期进行比较是不恰当的,因为“疫情正在使墙壁、边界和护照变得毫无意义”。

随着史密斯将病毒大流行放置到更大的参照系中探讨时,今年秋天,一批完全面对新冠病毒的书出现了。萨拉·霍尔(Sarah Hall)在春季封锁的第一天就开始创作的《烧衣(Burntcoat)》讲述了一对恋人在瘟疫肆虐的世界中面对新形式的亲密关系。萨拉·莫斯(Sarah Moss)的《坠落》(The Fell)写于冬季隔离的无望时期,讲述了一个因禁闭而发狂的自我孤立的女人。《没有孩子的生活(Life Without Children)》是罗迪·多伊尔(Roddy Doyle)在都柏林封锁期间写的小说集。在这本书里,多伊尔用怪异的想象探索着正在形成的新世界和它的语言习惯——“在都柏林的商店里,人们正在购买‘一个半(one and a half)社交距离’的胶合板”。

正如史密斯的角色Iris观察到的,在过去两年里,将当下生活进行战时比较越来越频繁。对许多人来说,病毒仿佛发起了一场新的“闪电战”。在医院里,一直存在着类似战时的灾难气氛。但大多数人来说,隔离是一个等待的时期。作家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从待在家里的人身上创造出叙事?

这是一个充满启示的时候。当年的鲍恩将她的战时故事描述为“清晰的异常”。她认为,在新的严酷之中,我们要揭示出彼此的精神状况与真实处境。

萨拉·霍尔(Sarah Hall)认为,病毒起到了“揭露的作用(clarifying force)”。在一定程度上,它让我们看见了社会的裂缝(政府腐败、国家服务、不平等)。但在《烧衣(Burntcoat)》中,隔离的方式让这对恋人成为脆弱的身体,暴露在对方面前,当这对恋人越来越接近死亡时,变得更加亲密。

在《烧衣》中,霍尔让病毒变得更加致命,隔离也比现实的更加极端。在《卫报》的采访中,霍尔谈及她与一位病毒学家的谈话,她说,那些潜伏在我们周围的其他病毒“正随时准备出发”,“新冠病毒不会是那个真正把我们打倒的病毒”。小说家正在对可能的未来发出警告。

对隔离的恐惧,成为悬疑作家的创作话题。作为资深的惊悚小说作家,凯瑟琳-莱恩·霍华德(Catherine Ryan Howard)认为,犯罪在这个秘密、恐惧和猜疑已经泛滥的时代兴起。她的小说《56天(56 Days)》开始于一对恋人在禁闭的压力下搬到一起,并问道,完美的谋杀是否正是禁闭所允许的?在格雷厄姆·格林的战时小说《恐惧内阁(The Ministry of Fear)》中,他借由一位人物发问,在如此众多的死亡中,为什么任何一件谋杀都是重要的?谋杀很可能基于普通的动机,但霍华德的小说试图集中探讨个人的死亡和脆弱之于我们生活的意义。

在萨拉·莫斯(Sarah Moss)和罗迪·多伊尔(Roddy Doyle)的书中,作家把隔离而非病毒视作探讨的对象。有人说,在隔离期间,每个人都变得更加自我,在没有社交的情况下,人们的焦虑或者痴狂会变得更加极端。莫斯并不同意这一观点,她认为,我们在公司而不是在隔离中变得最自我。在多伊尔故事中,主人公大多是中年男人,有的男人利用隔离走出了自己原本的生活,或者爱上了他们多年来没有注意的妻子。

莫斯的叙述可以被看作是最困难的,因为如果像史密斯所强调的那样,疫情已经表明我们的世界是如此支离破碎,那么书写隔离的危险可能是连贯性太强。

如今,我们在萨莉·鲁尼(Sally Rooney)和雷切尔·卡斯克(Rachel Cusk)的书中看到了走向隔离的意愿,以及对叙事的疲惫。

鲁尼最新的小说《美丽世界,你在哪里》主要发生在隔离之前,但描述了一个作家爱丽丝退缩到一个偏远的海滨别墅,在保护自己不被他人发现和被强迫同这个世界发生连接之间的张力与纠结。卡斯克的“纲要三部曲(Outline trilogy)”,描绘了一个在她的世界里日益孤立的女人,为小说寻找一种不依赖整体叙事结构的形式实验。在她最新的小说《第二场所(Second Place)》的背景中,叙述者观察到她的生活比许多其他人的生活变化要小(我们已经简化了我们的存在)。

莫斯拒绝接受隔离的乐趣,也许是因为她自己从一开始就害怕隔离所带来的束缚。她在哥本哈根说:“相比于病毒本身,有些人更害怕隔离”。她的小说是对我们在隔离中所失去的一切的挽歌,尽管她也对我们的生存能力充满希望。她说,这本书是从一个问题开始的:当我们跌倒时,谁来接住我们?危险在于,封锁会侵蚀社区共同体,在网络的驱动下,二元思维成为常态,我们可能不再认识到彼此的人性。

有意思的是,当病毒大流行开始时,莫斯和道伊尔都放弃了他们写到一半的小说,因为他们无法思考如何进入另一种形式的当下。读了这些封锁小说和故事后,我们必须发问,在没有太多重复的情况下,还能出版多少本书?不把病毒写进小说又意味着什么?或者,作家们会通过转向历史或未来,来避免病毒带来的文学挑战吗?

一些作家已在思考历史:泰莎·哈德利(Tessa Hadley)即将出版的小说以20世纪60年代为背景,而乔纳森·弗兰森(Jonathan Franzen)则以20世纪70年代为背景展开了三部曲。劳伦·格罗夫(Lauren Groff)曾说,她写《母体(Matrix)》这个关于十二世纪修女的故事,是为了逃避特朗普的美国;当疫情来临时,她可能已经松了一口气,因为她也被救出来了。但她的修女社区有一些让人联想到隔离的东西,而这里的叙事核心恰恰来自于让世界远离的尝试:修女们通过建造一个巨大而不方便的迷宫创造了一个替代世界。

想象更极端的场景,是避免写得太狭隘的一种方法,就像霍尔所做的那样。病毒向来是科幻小说和气候变化小说的领域。多年来,科幻作家一直在思考流感大流行可能带来的后果。新冠病毒揭示了我们的生活与其他物种之间有多大的联系。劳拉-简·麦凯(Laura Jean McKay)在她的“阿瑟·克拉克奖”获奖小说《那个国家的动物(The Animals in That Country)》中对人类和动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勇敢的探讨。该书想象一个受“动物流感Zooflu”袭击的世界,它使人类和动物能够理解对方的语言。

欧娜·阿里斯蒂德(Oana Aristide)的《蓝色之下(Under the Blue)》将虚构的流行病与人工智能的发展结合起来——正在开发一种新的人工智能,以预测对人类生命的威胁并帮助我们处理这类危机。这两本书在病毒暴发时都已经准备付梓,因为封锁而推迟了。这样的书被证明是有预言性的,因为文学小说——它的艺术性、创造性和结构性游戏——本身就是预言,用比教科书或纪录片更强的生命力来凸显我们世界中的力量。

柳原汉雅(Hanya Yanagihara)即将出版的小说《到天堂去(To Paradise)》写到了2093年,想象了一个被瘟疫撕裂的极权世界,可以看作是我们时代的黑暗延伸。长崎红杉(Sequoia Nagamatsu)的《我们在黑暗中走多高(How High We Go in the Dark)》跨越了数百年,人类试图在瘟疫后重建自己。加里·施泰因加特(Gary Shteyngart)的《我们乡村之友(Our Country Friends)》以2020年的封锁为背景,描绘了一群朋友在乡村隐居之处以薄伽丘的方式等待大流行的情况。这三部小说都在一月份问世,显示出不同类型的文学装置是如何被我们当前时代所影响的。今后还会有更多的疫情小说,作家们试图追问这个被封锁的社会发生了什么,探索新冠病毒所揭示的社会和我们讲述的故事是否能保持一致,通过病毒的探照灯显现出 “清晰的异常”。